闽 浙皖赣(赣东北)的党，自产生后，即参加了大革命，领导了闽浙皖赣轰轰烈烈的苏维埃红军运动，经过了三年艰苦困难的游击战争，然后走向了抗日战场，成为新 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宝贵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是很多的，但由于现在延安的同志不多，其离开赣东北时间前后不同，且无任何成文材料作参考，我们这一文件， 只凭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徐连娇、缪敏、毛彪、聂显书、陈禅元、范式人、张捷勋、林辉山、刘先、许威、江天辉等同志的回忆，经过几次座谈写成的，挂一 漏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记者及同志们予以补充、指正，在文字和抄写上得了杨超与钟永骥二同志极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一九四五年三月写于延安

    第一、闽浙皖赣(赣东北)共产党的产生和参加大革命(自开始至二七年八月)

    一、闽浙皖赣的社会特点

    闽浙皖赣地区，位在几省交界，山多地偏，经济落后，政治复杂，特别是接近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几年，社会经济政治起着迅速而剧烈的变化。

    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地区还是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农村是人人穿土布，家家有纺车，城市还是土产品相交换的市场。当时封建势力、地主、士绅、官吏，统治 着农村和城市。大战开始后，情形大变。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在城市洋货洋东西越是大量的输进来，米、棉、麻、丝、茶等原料越是大量的输出去，城市越成为 土产品与洋货的交换市场。政治上变为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北洋军阀统治，普遍深入，所有城乡的统治机关，连一个极小的警察派出所，都为北洋军阀官吏所占据。 兼商人及高利贷的封建地主士绅又与之结为一体。苛捐杂税，无奇不有，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横行霸道，如狼似虎。因此，大大地尖锐化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 封建地主与广大人民的矛盾，特别是尖锐化了广大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的情形下，加速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工人的失业，农民的破产。于是农村骚动，械斗之风甚炽，打官吏，抗捐粮，闹“赊帐”，土匪蜂起，闹“红枪会”，谣传“真命天子”起义等等事情，层出不穷。

    闽浙皖赣社会的这一变化，是中国社会将近百年的变化，缩短成为数年的变化，因此是迅速而剧烈的，这一变化的时间，又正值大革命的前夜，这就造成了闽浙皖赣社会的改革根源。

    二、共产主义与闽浙皖赣群众的相结合——共产党的产生

    随 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变化，文化方面也逐渐开明起来，以前一般人认为读洋书，学洋务究非正路，现在也认为读洋书有用了。富农、中农、中小商人与小业主 们的子弟，到洋学堂去读书，逐渐多起来了。“五四”运动震动全国，影响所及，闽浙皖赣的一些城市也激动起来，特别是那些学生们，愤激异常，整队游行，高呼 “********”、“提倡国货”等口号，这时方志敏同志是弋阳高小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得与组织者。“五四”之后，外出到省城、上海、北平求学的 学生逐年俱增，大城市的革命运动与革命思想，经过这些沉重不断传播到地方，引起了地方上新旧学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革命思想与反革命思想之争。这些学生 中，许多先进分子在外接受了共产主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经过他们，共产主义思想传到地方学生群众中，而地方学生又传播到农 村，共产主义便与闽浙赣广大革命群众开始相结合。

    方 志敏同志于1922年到上海，加入共产党，23年便与赵醒农等同志回江西。创造江西的党，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在团的周围，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 宣传革命，汪群、黄道、袁孟冰同志这时均为该社社员，1925年方志敏同志回弋阳，又在弋阳高小组织弋阳青年社，当时有黄镇中、汪明、邵伯平、舒翼、方志 纯、杨立程等加入，并从中吸收一部分人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秋，黄镇中、饶克恭等即在漆工镇一带做农民运动，发动了农民反大地主张大纲的斗争，组织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在闽浙皖赣开始诞生。

    1926 年秋，北伐军入江西，革命浪潮更加高涨，南昌、北平等地学校不能开课，许多党员在此时机回到地方，进行农民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如邵式平同志首先与方志 纯、雷夏、黄镇中、舒翼、胡德兰等组织弋阳县共产党支部；黄道同志与吴先民、邵棠、邹秀峰、李穆、黄端喜等组织横峰共产党支部，其他如贵溪、景德镇等地亦 开始有了党的组织。

    科学共产主义，经过先进 知识分子传播到城市、农村与广大劳苦群众相结合，就产生了革命力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许多山地，落后农村与城市虽不能自己创造出科学共产主义，但有 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一经播种在这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革命的土地上，便会发芽生根，漫生滋长和蔚然成林的。

    三、大革命斗争中闽浙皖赣的党

    北 伐军占领南昌、九江后，革命高涨的浪潮与方志敏同志在革命运动中的声望，极大的兴奋了群众，打击了反革命，这时各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农协，获得飞速 发展。当时反动军阀刘至陆、刘保题企图在赣东北负隅顽抗，但到处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袭击、缴枪。北伐军东征自南昌出动，在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与帮助下顺利 进军，未遭任何困难，我们的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当 时各县地方反动政权暂时麻痹，实际上被打倒了。北洋军阀的县长，有的跑了，不逃跑的也不敢妄动。革命阵线内的各阶级便开始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均希望新县 长是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表人。但县长要由省政府委派，此时方志敏同志力主委派党的同志掌握地方政权，江西省委强调群众工作，不许党员作官，反对方志敏继续高 涨；各县党更加紧群众运动，农民自卫军与工作纠察队更加扩大和武装起来，成千成万的武装入城，********，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由口号变为 行动。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了乡政权机关。这是闽浙皖赣革命的是高潮时期，开始了革命群众直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弋 阳九区农民，武装赶走了漆工镇巡官，横峰农民武装赶走了县长，邵式平同志为江西省政府特派员，即委任雷夏同志为漆工镇巡官，邹秀峰为横峰县长，吴先民同志 为警察局长。由此我党得以掌握此二地的政权和武装。不久，李烈钧踞上饶，开始反动，“四一二”事变后，各地反动势力纷纷向革命进攻，五朋朱培德“欢送”共 产党出境，许多地方革命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均告失败。景德国镇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贵溪农民群众领袖江宗海牺牲。雷夏、吴先民、邹秀峰等亦带武装转入山地开 始游击战争：“八一”起义失败后，革命便转入低潮。

    总之，大革命时期闽浙皖赣还是幼年的党，在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主要的错误是：

    1、统一战线中“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当时许多地方的国民党不仅是我们同志所创造，且都掌握在我们同志手里，我们只是帮助国民党大吹大擂，对其环处一声不响，而对自己党的面目与主张反而隐藏起来，一切都用国民党的名义，帮助国民党、忽视了自己。

    2、 不要政权，不要武装，失去时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北洋军正退之际，用群众武装驱逐北洋军，粉碎旧政权，组织新政权是完全可能的；弋阳九区群众就是这样获 得政权与武装的。其次，在革命高涨时，利用省政府权力，改造各地方政权，亦完全是可能的，横峰就是这样获得政权与武装的。但未能都这样做。

    3、宣传过于组织：当时革命的宣传相当大，特别是东征军过境，宣传深入群众，群众大会，武装示威不断举行。但切实组织比较强的农协武装和党的支部是不够的。

    但闽浙皖赣是经过“五四”反帝学生运动的准备，建党之后，领导了广大农民反大地主的斗争，反北洋军阀与官僚政权的斗争，有一条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存在。实际工作中，获得以下成绩：

    1、党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主，并通过他们与农民群众结合，相当地发展了党。在弋阳、横峰一些地区建立了一些农村支部。

    2、取得政权武装，坚持就地革命。在“四一二”事变后，革命遭受挫折。弋、横部分同志武装退到山上，在山里坚持斗争，成为转入土地革命的基础。

    3、培养了党的骨干，锻炼了一批群众领袖，结合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展了农协的组织，烧毁了田契，逮捕了土豪劣绅，个别地区农民取得了政权。因此，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所有这些成绩，准备了苏维埃运动的前提。

  第二、一九二八年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一、大革命失败后闽浙皖赣的党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开始了对革命进攻，发布反革命布告，诬蔑革命群众为土匪，通缉革命领袖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变本加厉向群众算帐，夺回群众已得的毁契平债等利益，取消农协、工会，加强各县地方反动武装，向革命进攻。

    在 此情况下，革命者有的遭受捕杀，有的流亡他方，有的消极隐藏，有的争取合法，求得生存，有的叛变反动，有的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但弋、横县同志虽与上级党失 去了联系，仍在山上坚持斗争。此时，方志敏同志回到弋、横，即与坚持斗争的雷夏、方志纯、吴先民等同志会合，于农历十一月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 饶五县党员会议，当时到会有：

    弋阳：方志敏、邵式平、邹奇、彭皋、方志纯、黄镇中、方远辉等。
    横峰：黄道、吴先民、邹秀峰。
    贵溪：邵棠
    上饶：汪佑春(会后赶到)
    铅山：缺席

    会议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决定：

    1、当前形势与党的方针：指出国民党已反动，中国革命任务仍未解决，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目前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党的方针是以地方暴动夺取政权。

    2、武装起义纲领：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

    3、起义的组织：组织农民革命团为起义力量，以村为单位，秘密组织，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力须在三十人以上。在团举行成立典礼时，团员吃鸡血酒宣誓，规定下列公约：

    (1)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
    (2)利用村关系，秘密发展新团。
    (3)以打猎为名义，准备武器。
    (4)大家齐心，听从上级指挥。

    4、建立党的领导机构：

    大会选定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七同志组成工作委员会，志敏同志任书记，规定未与上级党发生关系前，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此外弋阳成立区委，以黄道同志负责，其他各地派遣同志，发展组织，进行工作。

    二、弋、横武装起义

    由 于五县党员会议决定的纲领，特别是平债分田分地，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农民革命团获得迅速发展，仅月余，组成七、八十团。当时湘南、广州等地起义消息纷纷 传来，地主恐慌万状，农民要求起义，同时年关迫切，反革命在闽浙皖赣地区力量又很薄弱；适有横峰县法警数名，至流底蓝家勒取捐款，农民革命团便将其解除武 装，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开始了。各村听到武装起义消息，即连夜竖起红旗，立刻挨户上名，扩大队伍，武装团员，农民叫做“揭开了”；各村对内部少数革命的敌 人，烧毁他的借字契约，没收了他的粮食，交出罚款，允准其为老百姓。对一般的殷实户，只要承认革命法令，担保不做反动，农民革命团亦准其为老百姓。然后宣 布分田。农民革命团即村政权。当时起义的消息传遍远近，尚未起义的邻村贫苦农民，纷纷要求派队援助起义，数日间，起义区域纵横遍及百余里。在总指挥方志敏 同志指挥下，分兵数路，向外发展，起义声势，越来越大。

    驻 河口之敌，初见起义军声势浩大，未敢出动，各县反动地方武装亦固守城市。起义军分兵发展，为敌探知虚实，遂即开始进攻。当有敌军政工人员，率兵一连，伪装 革命，进驻横峰青坂桥，声言是共产党员，骗取吴先民、黄球二同志相见，以致吴、黄为敌扣留，押解河口，横峰起义稍受挫折。数日后，吴、黄乘机逃回，横峰起 义军声势又振。弋阳马王坡土豪劣绅，阴谋活动，收买本村流氓，假用革命起义，派人请弋阳八区起义军雷夏同志前往援助，雷一入村，伏兵四起，雷夏同志及其父 亲英勇战斗牺牲，八区武装起义遭受挫折。但敌人此时，尚系局部进攻，起义声势仍在发展。一九二九可能是农历，敌人更以罗英团为主力，组织进攻，派兵一连进 驻中心葛源。起义军见敌兵少，且进驻中心，企图乘其立足未定，给予歼灭打击。于是动员万余农民攻打葛源。事为敌知，中途中伏，被敌冲散。

    此次战役失败后，敌人更加紧进攻，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遂转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当即采取下列办法：

    (一)军事上，挑选起义中积极分子，集中二十余人，脱离生产，成立土地革命军，名为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进行游击战争。
    (二)组织群众武装斗争，规定眺高、守夜，打号铳的制度，实行联防，打击敌人。
    (三)解散农民革命团，自下而上的建立乡村苏维埃政府，组织贫农团和全民武装的亦少队。
    (四)加强党的支部工作，教育党员使其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五)在敌人驻扎地，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政策，配合土地革命军，打击敌人。

    此时，江西省委派饶漱石、洪仁二同志来弋、横巡视党的工作，饶同志亲自写了“眺高、守夜、打号铳的办法”与“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二十二条，二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对创造苏区与党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

    在此时期我们认为：

    1、南昌起义后，闽浙皖赣的同志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以方志敏同志为首，毅然决定，进行土地革命，深入农村，武装起义，事实证明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2、提出动员群众进入土地革命的具体纲领，采取适合农民的团结办法——吃鸡血酒，以地下军的形式，组织起义武装——农民革命团，这些都是获得起义成功的条件。
    3、选择适宜时机和条件，发动武装起义；起义中组织进攻，扩大胜利；形势转变，及时转入游击战争，坚持阵地，争取发展，这都是对的。

    但在武装起义过程中，对反革命进攻，估计不足，及时组织主力注意不够。动员成万农民与敌人正规军作战，是其缺点。

第三、游击战争，创造苏维埃与红军及其壮(1928年4月至1929年12月底)

    一、方胜峰会议与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

    自 暴动转到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后，敌人企图一鼓歼灭我们，分兵“搜山清剿”。在起义地区周围，利用反动的地主豪绅，组织反动落后的农民向根据地进攻，烧杀抢 劫，所过均成废墟。同时敌人又在我区内进行无耻欺骗，造谣：“只要有人出来接头，就可保村”，不接头的村子日夜骚扰，不胜其苦，使根据地农民发生动摇。我 军当时战斗力很弱，在此情形下，形势十分紧急，方志敏同志于农历六月在横峰方胜峰召开干部会议，打开当前严重局势；会议上发生：

    1、当时团省委代表庞同志主张埋枪。放弃阵地、分散、隐蔽；
    2、部分外来干部主张转到根据地外去打游击；
    3、方志敏同志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并严厉驳斥了第一种意见，分析了第二种意见，坚持第三种意见，决定具体办法是：
    (1)军队交给邵式平同志指挥，坚决击破敌人最弱一路。
    (2)群众某些动摇，由方志敏同志负责解释，并给反动首要分子以必要打击；
    (3)积极准备新的根据地，派黄道同志开展贵溪秘密工作。

    这 次会议是闽浙皖赣党为游击战争转变到创造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关键。农历六月二十六日，我军与弋阳靖卫团数千反动武装大战于金鸡山，一战大捷，长追敌人五十 余里，烧毁了敌人的指挥部，威胁当时反动中心弋阳城，迫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全部撤退。同时方志敏同志已把动摇的群众争取过来。第一次“围剿”便被粉碎，根 据地得到巩固。八月，敌人以四十六军杨劲部及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地方靖卫团，向我举行第二次“围剿”。杨劲部原为土匪，进入我区，奸淫、抢劫，但敌遭受我 军与群众几次打击，损失日重。朱培德疑杨部不稳，乘机将其全部缴械，二次“围剿”即被粉碎。二次“围剿”粉碎后，环境稍缓，我军扩大，分散进行群众工作， 苏区扩大至上饶、德兴及弋阳八区等地。十二月敌人增大兵力，以周志群旅为主力，向我进行三次“围剿”。反动豪绅满望此举定可消灭我们，值天大雪，周部士兵 尚着单衣短裤怨声载道；我在敌人进攻前，即动员进行士兵运动，并集中兵力，相机袭敌，周匪进到苏区，一与革命群众接触，部队便开始哗变，周匪大怒，纵兵奸 淫、烧杀勿论。但进攻数月，到处受到我军与民众打击。一九二九年二月，哗变更烈，匡龙海、龙志光、杨廷辉三个率全营求降，周匪狼狈逃去，三次“围剿”遂为 粉碎。我军扩大一倍以上，便分兵扩大游击队，争取群众。接着二九年农历四月王均第七师，又来向我区进行四次“围剿”。采取“久困究追战”；我军初接触，团 长郑孝胥同志不幸被俘牺牲。后我军逐渐摸到敌人弱点，便于农历六月伏击敌人于长茅岭，把进驻苏区之敌击退。局面大开，苏区面积扩大二倍以上，人口也由十余 万增至四十余万，奠定了一九三零年大发展的局面。

    二、红军游击队的壮大及其战略

    粉 碎敌人第一次“围剿”时，土地革命军四十余人，实为游击队，不久改为红军。金鸡山一战胜利后，又改为江西红军第五团，部队稍有扩大。二次战争胜利后，部队 扩编为二个连，约二百人，但战斗力不强；此时各县均成立地方武装。于是革命武装体系，主力军、游击队与群众武装，初步具备。三次战争胜利后，部队已扩大有 五个连，为了提高军事化，加强战斗力，用了一部分哗变的士兵为干部，战斗力加强。四次战争胜利，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部队扩大约有一千人，经过整军， 加强政治工作，部队开始正规化；闽浙皖赣红军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纠正了下列倾向：

    1、土地革命军时期有绝对民主化的现象，打仗都要经全军会议举手决定，根据第一次战争胜利的经验才纠正过来。
    2、由于敌人的残酷，群众产生了报复行为，烧杀现象，党的六大决议到后才有纠正。
    3、由于部队是农民起义发展起来的，散漫现象比较严重，每于敌情紧急时便各自走散，事后又自动回队。三次战争后开始纠正。
    4、由于提拔了哗变来的士兵为干部，又带来了军阀主义习气，打骂现象一时严重。当即警觉，加强政治教育，纠正过来。

    在 干部问题上，由于外来干部对情况不熟悉，地方干部缺乏军事人才，部队中干部调动很大。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除起用哗变来的部分官兵外，曾于一九二九年开办了 一个信江军政学校，约三百人，训练六个月，这些学生在红军壮大中起了很大作用。总之，闽浙皖赣红军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是较为曲折复杂的。

    我 们的战略，经过两年来实践战斗的摸索，逐步形成指导作战的原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 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这一军事思想从今天看来，完全是根据敌强我弱及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出发的。但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认 为扎口子是分兵把口，打小仗是怕打大仗；曾洪易(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反对游击战争更以此作为根据，其实扎口子打埋伏即是伏击战，绝不是曾洪易的分兵把 口；打小仗吃补药就是游击战，集小胜为大胜，绝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红军每当敌进攻之初，避免作战，待敌几次扑空，弱点暴露，抓住具体敌人弱点，下定决 心，一举而歼灭其一股。这样几次战斗胜利，结成一次战役胜利，每次反“围剿”的胜利，大都如此，以后的实际战斗中更证明其正确性。

    三、从战争中壮大起来的苏维埃

    自起义转入游击战争后，即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当时苏维埃的中心工作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认识苏维埃是自己的政权，发动群众为自己的政权斗争的积极性。1928年农历12月，成立信江特委为统一各县苏维埃的领导，成立应  信江特委。主要工作是：

    1、分配土地，自暴动后没收豪绅地主封建祠堂的土地，虽有初步分配，但无明确办法，这时规定土地法：

    (1)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
    (2)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民均有得土地之权。
    (3)谁种归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

    2、发动春耕，一九二八年根据地耕牛被敌抢劫一空，春耕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政府为了解决牛荒，通令军队及各级地方政府捉土豪罚耕牛，由政府分配给群众。同志奖励群众集股购牛，由此耕牛得以解决，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

    3、明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政府只征收土地税，税率：上田每亩征收干谷一斗；中田八升；下田五升。

    4、统一财政收支，凡军政机构之打土豪罚款，统一政府入库。规定供给标准，建立预算制度。

    5、规定优待红军家属办法。红军所得的土地，政府发动群众代耕；并奖励红军家属作生产模范，生活困难的红属，政府给予知觉的补助。

    1929年10月1日，召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这次大会：

    (1)根据群众利益，发表宣言，号召苏区、白区群众一致起来打倒国民党政权，拥护苏维埃政权。
    (2)根据党第六次大会的十大纲领及信江苏维埃的法令，颁布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
    (3)补充土地法。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
    (4)确定借贷政策，不债之后可以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工资店帐不在平债之列。
    (5)确定贸易政策，根据地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

    由于各种政策的实施，虽然敌人不断进攻苏区，并无赤白对立现象。苏维埃的威信不仅在苏区群众中，即在白区群众中的影响，亦日渐提高。

    四、党的建设特点

    五 县党员会议，是闽浙皖赣党在新的基础上——土地革命基础上的重建，起义过程中，党获得很大发展，转变游击战时，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有了弋、德、横三个县 委的组织，以弋阳县委为中心县委，受在鄱阳的赣东北特委领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党的六次大会后，接着江西省三次大会，决定了成立信江特委，并于十二月省委 派来唐在刚同志为特委书记，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一九二九年秋江西省委及赣东北特委均遭破坏，信江特委便失去上级的联系。此时，党已发展到贵溪、余江、万 年、上饶、铅山，共八个县委与闽北党取得联系。赣东北特委遭破坏后，失去上级关系的余江、乐平等县党的组织，亦来信江特委找关系，信江特委领导下党的组 织，便发展到赣东北各地。

    这时，信江党的基本特点：有根据地，有红军，几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实际上形成闽、浙、皖、赣地区的革命中心。在党的组织上：

    1、发展党员，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信仰，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寻找对象。成份问题只是标准之一。因此所发展的党员大都是群众斗争的领袖，对新党员的教育，中心的是“怎样做个好共产党”(二十二条)。
    2、党的支部是很精干的，即千多户的大村支部，也仅有十几个党员。支部中心任务是怎样做到群众斗争的核心，党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
    3、干部选择是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有办法，有成绩，且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逐级提拔，不轻易调动工作，注意干部与群众联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亦很团结。
    4、 发展党的秘密工作及与公开联系，做得很好。方胜峰会议决定黄道同志去贵溪准备第二根据地以后，这个方针便成为党内外的群众运动。每在敌人进攻时，党员与群 众能在根据地以外找关系的，都向外去做工，并到处发展自己的组织。党员发展党，团员发展团，群众就发展群众团体；到一定的程度，就派游击队配合行动，或者 直接派红军去援助起义；一九二九年秋，贵、余、万起义就是范例。
    5、党内的民主作风。根据地党，在群众中是半公开的。但党内各级都是很民主的，讨论问题非常实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是有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但经多数表决，便完全一致，坚决执行。能鼓励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热情与责任心。

    总 之，闽浙皖赣的党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倾向，充分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性与群众血肉联系，在革命生命关头，坚持游击战争。也表现了创造精神， 在两年的实际斗争中自己摸索出建党与苏维埃建设的一套办法和规律，是完全正确的。但也表现了他的朴素性，系统地总结经验比较缺乏。

 第四、闽北党的创立及其发展(自开始至一九三零年八月)

    一、闽北党的产生与崇安武装暴动 

    闽 北较赣东北更为偏僻，封建统治极其黑暗，官僚政治极其腐败，租息苛捐杂税极其繁重；广大群众不能生活，对革命要求非常迫切。由于闽北地处近海，帝国主义教 会的欺骗深入农村，多少散布了一些自由主义的空气到闽北，引出一些富豪子弟在读洋书。在外求学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耿同志等，在福州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 共产党。一九二七年陈耿同志在崇安发展党的组织，这是闽北党的开始。

    一 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闽北山地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对群众影响不深。党刚开始组织，来不及发动群众进入大革命斗争，大革命的浪潮便过去了。 因此当反革命高唱凯旋时，对闽北潜伏着的革命力量，并未予以严重注意或来不及注意；党的组织与活动，仍然得以继续。

    到 一九二八年春，从赣东北来的一批采茶造纸工人，带来了弋、横武装起义的消息和情况，并在广大群众中传播着，鼓舞了闽北党群进行抗租抗债斗争。这次斗争虽然 失败了，因与群众的准备不足和没有经验，但这是闽北党和群众秋收起义的最好演习，并仍保持着党的力量。此后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提高，领导的同志虽不能公 开活动，但在群众掩护下，活动区域扩大，活动效力增强，我党同志陈耿等已成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闽北党逐更加发展。因此，闽北革命不仅没有低落，而且 在继续扩大高涨。由于朱、毛、方、邵起义的胜利，影响日大，福建省委亦指示闽北积极布置起义响应，闽北党采用弋阳起义农民革命经验，提出“抗租抗债”“分 田分地”口号，以“民众会”的名义进行地下军的组织，崇安东区北区发展最快。于一九二八年在陈耿同志领导下，东区最先树起义的旗帜，接着北区各地纷纷响 应。

    当时起义军仅一、二支****，其余都 是土枪土炮，反动地方军阀部队省防军来攻，起义军上山与敌人进行游击战。群众大都采取两面政策，内红外白，少数领导者与积极青年携带武器，敌来上山，以挨 丝炮，地雷打击敌人；敌去又下山开展工作，并向周围薄弱地区发展。起义的胜利，便这样坚持下去。

    二、建立苏维埃与红军

    起 义之后，福建省委即派杨实同志来巡视。在杨同志领导下，各种工作都有开展，游击队亦有扩大。到一九二九年四月就正式定名为闽北红军独立团，约三百余人，枪 百余支。到八月便与赣东北苏区铅山党取得联系，经赣东北党同意，派黄富武来帮助工作，红军独立团加以整理，编为三个连，以陈耿同志为军委会主席兼团长，战 斗力稍有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也从赣东北带来，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分配土地，各项工作前进了一步。一九三零年闽北形势大为开展；原因：第 一，是敌人几次进攻均被我区打退，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最足以兴奋群众，提高信心。第二，又与赣东北方、邵红军取得联系，相互呼应， 不只是敌人包围我们，我们反包围敌人。第三，蒋、冯、阎军阀大混战，福建军阀刘兴邦、刘和鼎等亦在混战中。这样闽北苏区得到新的发展，建阳、蒲城都有了我 们的工作。

    一九三零年四月，福建省委派李静 愚、李克敌二同志来负责军事工作，李静愚先到，为军委会参谋长，李克敌后到为团长。七月奉省委转来中央命令，闽北党拨为赣东北特委领导，闽北红军独立团即 到赣东北集中，陈耿调去上海出席苏代会，杨实调省委另分配工作。当时地方干群多不同意独立团去赣东北集中，战士们也难说服。为服从党的命令，八月将独立团 由李静愚、李克敌二同志率领去赣东北，陈耿、杨实同志亦去福州上海，以后闽北便成为闽浙皖赣党的组成部分。

   第五、军阀混战中党的大发展与立三路线(1930年1月到1930年10月底)

    一、当时闽浙皖赣的形势与我们的进攻

    长 茅岭一战，将王均第七师驱出苏区，敌人暂时无法向我作全面“围剿”，但仍不断局部进攻。一九三零年二月弋阳团林一战，将敌大部歼灭，敌人局部进攻亦被粉 碎。这时正值酝酿着蒋、冯、阎军阀大混战，敌人无法增援，分驻城市要地，前强后弱，前紧后松，隔我苏区愈远，敌人愈薄弱，警戒越松懈。

    在 这样的形势下，我即采取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法，实行战略进攻。杨言攻取乐平秧板，主力隐蔽集结万年，奔袭鸣山，一战胜利，威胁了乐平城，动摇了秧 板之敌，我军相机袭敌，秧板敌人全部被歼；德兴之敌便不战而跑。又如奔袭河口获胜，弋阳城之敌动摇，我军乃一鼓歼灭，占领该城，在红军胜利的进攻中，苏区 向北扩大了数千里。

    蒋、冯、阎大战爆发，形 势更对我们有利，各地红军大胜利的消息经白区报纸不断传来，特委便召开会议讨论当时形势及任务。认为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总的任务还不明瞭，决定唐在刚 同志去上海报告工作，请示中央。因为江西省委于一九二九年秋遭受破坏后，与上级失联系已近半年。在未得中央指示以前，我军应相机袭攻景德镇、乐平、开化、 浮梁、婺源三角地区，进行整军扩编等工作，以准备争取更大胜利。

    二、立三路线到来及其执行情况

    我 军于一九三零年农历五月初攻景德镇时，唐在刚同志亦由中央到景德镇，传达立三路线，要把红军立刻开去打九江；当时随军特委方志敏同志殊为惊异，坚持要在特 委讨论，并须整理队伍；我军便退出景德镇回师苏区。回师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同志商量，一致认为打九江主张，恐非中央指示，因为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敌 人必驻相当兵力，而且增兵极为方便，我军仅二千余人，越湖进攻，离苏区作战，有全军覆灭危险，准备在特委会上据理力争。但在特委会之前，唐在刚同志根据中 央指示，为信江特委改为赣东北特委，调邵式平去中央受训。由于这一改组，在特委会议上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未加展开，会议上唐在刚同志传达立三路线中央指示， 指出目前形势已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当时任务是猛烈扩大红军，攻打大城市，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赣东北党的任务是迅速攻占九江，以配合 朱、毛夺取南昌，配合全国夺取武昌。特委决议红军独立团即向九江湖口发展；后方迅速动员亦少队一百连加入红军。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对打九江截断长 江的决定仍有怀疑；一面周建屏同志率红军攻九江相机行动，胡定铨(为政委)初到不了解情形，前线军事要周建屏负责；另一方面邵式平同志速去中央，并带详细 书面报告，希中央指示有所改变。

    八月邵式平同志自中央回来，带来六月十一日立三路线政治决议案及组织决议与中央指示，便在万年富林召开特委扩大会决定：

    1、成立红十军，将江西红军独立团编为第一师三个旅；中央已去令闽北红军开来，待到后补充成为独立师，此外再成立野战军补充旅；共计约三万人。以邵式平同志为前委书记兼十军政委。
    2、 党、团、工会各级一律全并为行动委员会。当时周建屏、胡定铨率军与敌大战湖口，虹桥大胜，自己伤亡也重。回师景德镇，但士气旺盛，即令回乐平扩编。仅整训 一周便分两路，景德镇、乐平、鄱阳向九江进军；截断长江，配合朱、毛攻占南昌。此时军阀混战正在决战阶段，我军进到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之间，以游击战 的行动，攻克鄱阳、彭泽、马当、秋蒲等城塞，并进行赤化这一地区工作。农历十月探知蒋、冯、阎混战结束，蒋已派大军向我军包围，我军即星夜回师苏区。

    当二次红军向都、彭、湖、鄱行动过程中，敌人在我后方信江方面，集中了横、铅、上、玉、广五县靖卫团向我进攻，闽北苏区、铅山苏区、上饶苏区及横峰部分苏区遭受严重摧残。

    邵 回区后，苏区群众大为振奋。同时敌人向我作全国第一次大“围剿”；我军方进苏区，胡祖玉第五师即跟上，我军在朱山桥给以回击，敌稍为停顿。我军即穿过苏 区，奔袭上饶城，将五县靖卫团全部歼灭。再回袭河口镇，又将李坤全部歼灭。上饶、横峰苏区完全收复，并有扩大。此时涂振农代表中央来赣东北传达三中全会， 执行立三路线就此结束。

    三、执行立三路线的检讨

    闽浙皖赣党是执行了立三路线，表现在：

    1、取消地方武装，主力远离苏区；
    2、取消党、团、工会等组织，成立各级行委会；
    3、城市政策过左，不加调查，乱打土豪，没收许多商店；
    4、原有秘密工作全部暴露。

    但 在苏维埃政策，土地政策，政府工作等均未改变，在军事行动上打到鄱阳湖边，还未肯冒险越湖，攻击九江，亦不坚决截断长江；虽攻占景德镇、鄱阳、彭泽、马 当、秋蒲、乐平等城镇，并未攻坚硬打，反而避攻万年、贵溪、都昌、湖口等坚固城市；尤其蒋介石大举向我进攻时，我即星夜退军，回到苏区，并在有利条件下主 动打击敌人。这些都不是遵照立三路线指示做的。

    是 由于我们执行了立三路线，所以曾受到损失，上饶闽北及横峰部分苏区遭受到敌人摧残，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一时有些混乱，特别是失去巩固发展的时机。同时又 由于未完全执行立三路线，获得了不少的成绩：首先是红军打胜仗，攻占许多大城镇，扩大了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其次军队得到几倍的扩大，缴获大量物资，解决了 反一、二次“围剿”中的财政供给。我们认为，未完全执行立三路线，其原因在于遭受到了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严重抵抗；没有钦差大臣直接监督；同时闽浙 皖赣党有相当长期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在实际行动中能机动转变，掌握方向。并且立三路线时间很短，一经指出，改正亦易。

  第六、纠正了旧立三路线，又来了新立三路线(指王明路线——编者注)(一九三零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

    一、纠正了立三路线党的转变与粉碎敌人一、二次“围剿”

    蒋、 冯、阎军阀混战停止后，敌人开始了全国性的对苏区新的“围剿”，敌人对闽浙皖赣于一九三零年一月开始了第一次的“围剿”，当时敌人有胡祖玉、阮肇昌、李抱 冰、赵观涛等师，集中兵力三万余人；由南到北，从景德镇到乐平，从鄱阳到万年，从南昌到贵溪，从贵溪到上饶，四路进兵向我苏区中心冒进，企图找我主力决 战，一口吞吃。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势下，苏区曾一度发生过某些紊乱现象。

    这时涂振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又来赣东北，在弋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三中全会后，特委在会议中批评与检查过去闽浙皖赣苏区立三路线的错误，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围剿”，并具体布置：

    1、 军事上将约三万的红军缩编为四千余人的三个主力团，采取一人一枪的正规编制，以便争取主动寻找敌人的弱点，相机打击敌人；把补充旅新兵解散到农村，作为在 乡赤卫队的骨干；扩大地方武装，将过去立三路线时期调过来的闽北独立团整理充实派回闽北。并成立一新独立营派到万年、余江活动；各县组织独立连，各区组织 五枪至十枪的游击队。以展开游击战争，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2、党的组织：取消行动委员会，恢复青年团、工会，成立省委，以唐在刚为省委 书记，黄道为组织部长，肖韶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为军委主席，涂振农由中央指定为十军政委，并加强各县党的领导，派邹秀峰去弋阳任 县委书记，洪坤元去闽北，以加强对战争的领导。
    3、政府工作：在军阀战争，我们大发展时期，某些地方政权有脱离群众现象，打骂群众，少数 “异已分子”混入政权，志敏同志回苏区沿途调查，搜集研究了这些现象，认为必须纠正，曾写一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题通俗小册子，解决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并 进行了区乡政权的改造工作。
    4、肃反工作：取消非常委员会，恢复了在同级党与政府领导下的肃反委员会，制定了一些条例办法，防止乱捕乱罚现象。

    由 于以上工作改进，恢复了战斗秩序，加强了战斗力量，敌人对苏区“围剿”扑空，红军在上饶河乘胜回苏区，与敌周旋一月，后将敌诱入弋阳苏区七星尖，集中兵 力，予以歼灭打击，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围剿”，闽北独立团，几经战斗胜利，闽北苏区亦逐渐扩大。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敌又很快增加部队，开始第二次 “围剿”，从余江、贵溪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堡垒进攻，从德兴、上饶一带采取跃进，寻找我主力决战；红军则采取避实击虚，先攻占华埠，再渡信江去闽北， 攻占赤石街，调动了敌人，我再回师赣东北，袭攻余干城，敌人在我主动的进攻下部署混乱，东调西窜，最后在葛沅将进攻敌人全部击溃，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巩固扩大了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余人。由此可见，闽浙皖赣党是已经执行了正确转变，彻底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

    二、曾洪易等到来与党在领导上的变动

    当 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中央派万永诚，倪宝树来赣东北，在葛源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由万作政治报告，传达了四中全会，认为赣东北还有立 三路线，必须彻底转变。又批评闽浙皖赣党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会议即有争论，方志敏同志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闽浙皖 赣党在广大农民斗争基础上创造了工农红军，苏维埃根据地，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会后，省委部分改组，由 中央指定万为省委书记，倪为十军政委，以黄道同志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肖韶同志去闽北任特委书记。当时虽已传达四中全会和省委部分改组，但实际 工作尚不起决定作用，故影响不大。

    但中央变 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一九三一年实为七月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格，聂洪钧、社石公、关英等来赣东北。曾等到达后，首先改组省委，以万永诚为书 记，聂洪钧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将省委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排挤了；在团组织方面，将方志纯同志撤职，以关英为团省委书记；在军 队中，将参谋长舒翼，政治部主任吴先民撤职，以杜石公、吕振球代替；并说红军是中央的，应直属中央代表指挥。

    其次是检查文件，断章取义，把同村大支部叫做封建党，把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叫富农路线。把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当时曾叫过苏维埃集体农场)叫立三路线的过早办法。在军事上，把过去游击战争的“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等的战法叫做保守主义。

    再次是挑拨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拉拢唐在刚、杨真吾、李静愚等为其助手。

    曾 洪易经过上述准备，一九三一年农历七月在葛沅召集第一次党的全省代表大会，说闽浙皖赣党是保守主义、封建主义、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要执行国际路线的 彻底转变。甚至提出列宁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问题的口号——反对富农，中立中农，团结贫农。确定赣东北党的中心任务是巩固苏区，打通中央苏区。大会选举时又 将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同志从省执委排挤出去。

    三、打通中央苏区与“持久围困堡垒”

    敌 人三次“围剿”更增重兵在信江沿岸，防止我军与中央苏区打通，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更加厉害。但皖浙方面敌人薄弱，多是地方反动武力，亦无堡垒，党在军事发 展方向与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意见；曾洪易在打通中央苏区的口号下，提出向西南(贵溪、余江、信江以南)发展的方向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 区在西南，必须向西南发展，敌人的堡垒政策必须粉碎，不能粉碎，就不能战胜敌人。方、邵主张向皖浙赣发展的方向，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以巩固和扩 大苏区来打通中央苏区，必须以巩固发展苏区，必须以少打堡垒，多占地方，粉碎敌人堡垒政策，战胜敌人。持久围攻堡垒是被动的，是碰钉子的战略方针。曾洪易 认为方、邵这一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在敌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击方、邵。将邵式平军委主席撤职，以唐在刚接任。并以聂洪钧为十军 政委。从此便发动红军主力，实现他们的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敌人在那里筑堡垒，红军就开到那里去，处处被动，消耗实力，敌人的三次“围剿”在闽浙皖赣 是没有被粉碎的。

    四、“明确阶级路线”与干部政策

    曾 洪易为实现其“国际中央路线”，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于是大举清查阶级。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工作的表现，与群众的联系，对党的忠实 如何。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或其子弟，大都无条件的开除党籍撤销工作，给予所谓“无情打击”。对于非党干部与群众，只要是地主、富农成份，也无条件撤销工 作，开除其参加的群众组织。凡此一切，都被认为“异已分子”。甚至男女婚姻，因为成份不好，都要退去婚约。因此，影响党内的不团结，许多干部情绪低落，农 村发生许多极左现象，使苏维埃变为评阶级的机关。修改土地法，无条件收回地主分得土地，驱逐地主家属叫做“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收回富农分 得好地。于是使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农、贫农陷于孤立。农村统一战线政策，被曾洪易完全取消。

    五、惨痛的闽浙皖赣肃反

    由 于路线的错误，造成军事上的失利，环境日益严重。地主、富农恐慌怨恨，群众动摇，干部群众表现不满。鄂豫皖肃反文件传来，曾等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遂 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同时中央亦有指示，责赣东北肃反工作未展开。适有由上海派来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工会工作的何东桥，互济会工作的罗子 华，对曾洪易及省委领导不满了，曾便对他们怀疑；他们在闲淡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吴先民同志亦因对曾 洪易的领导与路线不满而后有议论，曾认为是反革命的派别活动，捕捉吴先民，实行逼、供、信，于是惨痛的闽浙皖赣肃反开始了。

    肃 反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说反革命虽有，但不致有这样多。吴先民等是长期斗争中考验过来的忠实党员，不会是反革命，在省委常委 会上大起争论。曾洪易认为方、邵对肃反动摇，加以打击隔离，强制写声明书，并在群众中公布。从此肃反更加疯狂，由党到军，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由 赣东北到闽北，都大举肃反，非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数千革命群众在这错误的肃反政策下含冤而死了；以改级派罗章龙等的名义，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与 重要干部，如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同志，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同志，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同志，闽北苏区创造者陈耿、徐福元同志等等；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 记，以及红军团以上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负责干部大部被肃。甚至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与交通员亦调来苏区，加以肃反。余干县保安大队罗英，连人带枪一百七十余 人，携带妻室儿女投奔革命，以及其他白军哗变过来的士兵，也都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这种肃反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五年尚未完全停止，当时省委还认为 这是肃反的胜利。

    肃反造成的恶果，表现 在：1、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干部动摇逃跑，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现象：2、许多军事骨干被杀，影响了红军作战的情绪，减弱 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3、形成农村恐慌，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联系；4、造成赤白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 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种下了极坏的影响；5、杀投降官兵、杀俘虏，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曾洪易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与宗派主义危害党和革命的罪恶。

    六、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情况

    中 央红军在反对敌人四次“围剿”中，向闽赣方面有很大发展，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十军奉命过河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中央的措施：1、将红十军改为红十一军，以交 换经验名义，十军营以上干部撤换，军长周建屏调去学习，邵式平同志离开部队，有的干部不满便给予打击，如黄开书、易开统开除军籍党籍；2、以闽浙皖赣原有 游击部队赤卫警卫师一千五百余人成立新十军，派王如痴为军长兼政委，刘畴西为军区司令员，曾洪易兼军区政委；3、闽北独立师奉命开闽赣，闽北游击部队成立 独立团，派李德胜为军分区司令员，并将闽北苏区划归闽赣省。

    主 力离开闽浙皖赣后，敌人增兵“围剿”，实行堡垒分割进攻。新成立部队战斗力弱，形势严重，群众怀疑，认为“中央不要我们了”。刘、王到达后，在改变闽浙皖 赣红军作风名义下，否认游击战争，主张正规战，硬打硬拚，部队伤亡很重，几经挫折，便认为部队怕死，不能作战，曾洪易等到此情形下，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召开 全省支书大会，以反罗明路线的精神，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边境余江县委书记何映辉同志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展开反何斗争，提出“全面出击”。

    七、五中全会给闽浙皖赣党的影响与抗日先遣军的失败

    一 九三三年十二月中央召开五中全会，电调曾洪易出席，以方志敏为省委书记。当时志敏感觉过去工作有严重错误，在曾离开时的省常委会上，给曾以严厉的批评；指 出其军事上战略上的错误，把红军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堡垒作战，陷于被动，不向敌人空虚的浙西皖南发展，并指责曾洪易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且压制同志的自我 批评，使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争论非常激烈。此后，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工作上有些转变，表现在：(1)把新成立的红十军向皖南行动，获得某些胜利，建立了 华、婺、德苏区；(2)停止查田查阶级，认为过去进行过左，肃反也缓和了一些；(3)调数十干部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分配皖南及景德镇一带，重新开展白区 工作。于是部队中群众中的情绪均有好转。此时，闽北和独立师在敌人五次“围剿”中被敌隔断，再划给闽浙皖赣，独立师在方志敏、黄道、黄立贵领导下，已有某 些转变，但肃反仍在继续。

    中央五中全会决定 传到闽浙皖赣后，在军事上更提出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为阻止殖民地道路与实行苏维埃道路而斗争”等口号；敌人的堡垒进攻 更加发展，红色堡垒抵不住白色堡垒，伤亡颇大，部队损失，苏区日小，形势愈趋严重，曾洪易离开后，志敏同志领导下的某些转变，这时又被否定了。

    一 九三四年七月，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军，以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寻淮洲为军长，曾洪易带队又回闽浙皖赣。十月，先遣军 到，部队损失过半，疲劳不堪，军队干部又与地方没有联系。在此情况下，曾知中央红军长征，即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在部队与干部中散布失败情绪，主张党不要武 装，应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至此更悲观失望，企图逃跑。方志敏同志电告中央，撤去曾中央代表及省委书记职务，并开展反曾斗争。

    七 军团到苏区后，中央军区电令七军团与红十军合并，组织十军团，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方志敏为随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向皖南行动。此时，敌人 已在皖南有重兵布置；我军与敌接战，干部伤亡很重，寻淮洲牺牲。刘畴西指挥队伍犹豫不决，缺乏机动，部队被迫撤回苏区，进到怀玉山，不幸被敌包围打散，方 志敏同志被捕，英勇牺牲。曾洪易此时逃去南京，告密自首。不久，苏区全部被敌占领；闽浙皖赣苏区遭受敌人残酷摧残，闽北苏区也完全变成游击地区。被敌打散 的少数部队和干部，分散各地，转入游击战争。赣东北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遂遭到凄惨的失败。

    这 一时期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在某些工作上有些成绩，例如：1、在某些工作上正规化条例化些，纠正了某些游击习气；2、在军事上打了几个胜仗，攻下开化、浦城 等，但这不是基本战略的改变，只是在战斗中不断失利的情况下，经大家提出意见不得已的行动，获得了个别战斗的胜利了；3、群众武装斗争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 发展，广泛运用地雷，挨丝炮，在边境组织基干自卫队，群众的瞭望哨交通网，采用坚壁清野，大大发挥了群众战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敌人寸步难行，收到很大 的成效。当时的中央反而批评这是保守主义。4、在经济战线上发展了农民生产，政府奖励开荒，加强军工生产，大量制造地雷****；建立税收制度，管理对外 贸易，发行苏区纸币，调济苏区市场；创造出一套经验。

    虽然有上述工作上的成绩，但不能挽回闽浙皖赣苏区由路线错误造成的失败。曾洪易等这种“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统治时间整整四年，发展极为完备，危害革命最甚。

    闽浙皖赣党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败如此之惨，完全是“新立三路线”所造成的。

第七、闽东党的创立及其发展(自开始到一九三五年一月)

    一、闽东党的创造与游击战争

    大 革命时，福安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在北平、上海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加入共产党，当时还未与群众结合，对闽乐的影响不大。不久国民党开始反动，党在不健全的 状态下保持着。一九二九年秋，福建省委派邓子恢同志来福安整理组织，提拔马立峰，加强领导，布置秋收斗争，福安党开始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继有一九三零年反 鸦片捐斗争，一九三一年秋收年关等斗争。是年终福州中心市委陶铸同志派叶飞来担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并分头进行争取土匪工作。 一九三二年冬，以游击队为中心配合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一九三三年初，因在敌人摧残压迫之下，游击队政委马立峰被捕，游击队被迫退寿宁，福安遂暂告沉寂。党 遂以福安为中心向霞蒲、宁德、寿宁边界先后建立了党与农会的组织。

    一 九三一年寿宁边叶秀藩、范浚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二年冬建立特支。一九三三年初利用农村封建形式组织大刀会，争取土匪。一九三三年夏在范、叶领导之下 举行起义与游击第一支队配合行动，几次胜利，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后在闽浙敌人的残酷进攻之下，党内东西区对立和许多地方党的意识不纯的分子占据， 脱离群众，遭到失败。

    连江、罗沅在一九三零年就有了党，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由陶铸同志亲自领导，建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九支队，以当地群众领袖杨其昌同志负责。后杨在战斗中牺牲，福建省委另派魏耿负责；并与闽东取得联系。

    闽 东党在发展中曾发生严重的宗派主义。在一九三二年秋曾以詹赢为首，企图谋杀党的负责人，发生了第一次反中心县委事件。福州市委派陈三枢前去解决，竟提拔詹 为中心县委书记，将范、叶撤职，调去宁德。一九三三年寿宁游击第七支队因范浚被忌，由中心县委调去福安秘密处决。

    二、武装起义及闽东苏维埃

    福 建处在军阀割据局面下，从未统一过。闽东处在海军派统治下，适有蒋蔡事变，闽东党根据过去利用迷信组织的经验，把广大群众组织到自己方面来。一九三三年秋 广泛发动了抗租抗债的斗争，反动势力的进攻，被我游击队乘势击败，并消灭了一些民团，增加了我们的武装，兴奋了广大农民，并乘胜攻占福安市镇赛歧、甘棠等 地。年底建立闽东工农红军第一团于连江，将福安、寿宁两游击队扩大为独立第二团。各地群众亦纷纷响应，自下面上建立苏维埃。当时有县委九、县苏七、与苏办 事处一；苏区面积，连罗纵横百余里，宁属由东北而西南五百余里，由东至西三百余里，人口约二十万；在巩固区域一般的分配了土地；至一九三四年福建省委破 坏，闽东党与上级失掉联系，为统一党政领导、合并连、罗、寿、宁、索成立闽东苏维生素埃和闽东特委，以马立峰、叶秀藩为正副主席，苏特为特委书记。不久党 内发生了以施霖为首的第二次反中心县委，另组第二中心县委事件，党内虽有这种分歧，但党还在发展。八月间，北上抗日先遣队攻福州未克，进军闽东，闽东党即 与中央发生联系，并奉中央命令将两个独立团集中编为红军独立师。十月正式成立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冯品太为师长，赖金彪副之，叶飞为政委，属三团， 一特务连，连同地方武装，七个独立营及游击队警卫队总计人枪二千余。不久主力红军长征，局势变动，在敌人的进攻下，采取正规作战，遭到失利，遂转入游击战 争。

    三、闽东党发展中的检讨

    闽东党以马立峰、叶飞同志为首，在艰苦中创造了军队，是有成绩的。但党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曲折复杂的，其经验教训：

    1、 建立游击队武装组织，虽几经摧残，但他仍是群众起义的骨干，革命斗争的旗帜。在军事方针上，开始是消灭地主武装，不打硬伏，坚持游击战，这都做得好的；但 是后来在错误的军事路线下，对八十师守土作战，尤其在编为独立师后，一反过去，集中力量于苏区内部与优势敌人拚消耗，这是完全错误的。
    2、闽东党的发生与群众斗争表现和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这是闽东党的特点。一方面在困难环境下能长期存在坚持斗争，但另一方面，好的环境到来，不能统一行动，以取得应有的发展。
    3、党成立不久，发生几次分裂：由于闽东临海，帝国主义侵入较早，军阀割据，农村破产，土匪遍地，帮会盛行；在党内也反映出严重的非党意识，个人主义，互相攻击。两次中心县委的分裂事件，对起义领袖范浚的杀害，不仅影响了党内团结，而且妨碍了党的发展。
    4、 闽东武装起义，是在苏维埃后期才建立了闽东苏维埃。党与苏维埃虽曾一时有大的发展，但未巩固，又因接受了后期苏维埃的错误政策；土地政策是执行肉体消灭地 主，反对富有农，侵害中农利益，经济政策是截留商人物品，乱加没收，在婚姻法和对男女平等的错误了解等等政策执行过左，造成基本群众甚至党员的不满。

第八、三年游击战争与走上抗日 (1935年至1937年12月)

    中 央红军的长征，北上抗日先遣军的失败，与方志敏同志的蒙难；敌人对闽浙皖赣集中更大兵力，日夜搜山“清剿”。抢夺妇女手中的小孩，摔死于地，大批俘虏青年 妇女，纵兵奸淫后，送去市镇卖为娼妓，群众愤恨已极，坚守红色堡垒，抵抗到最后，死不投降，有的自缢于树上，有的服毒自尽，妻离子散，惨不忍闻，党的干部 大批牺牲；苏区全部沦陷。红军游击队亦被迫转入分散的游击活动，来坚持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

    当时有北上抗日先遣军突围部分，粟裕刘 英挺进师一股转到浙西南、浙南一带活动。赣东北地方武装国荣、匡龙海、关英一股在皖赣一带活动，闽北独立师黄道、黄立贵一股，闽东独立师叶飞一股，均就地 坚持斗争。各部经艰苦困难的斗争，警觉到过去政策过左，执行开始转变：如闽北的黄道同志检讨闽北党的政策，纠正乱打土豪，允许度教育群众实行“红心白皮” 的两面政策，进行争取保甲长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放弃打硬伏、攻堡垒、守阵地的错误办法，进行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各部在政策执行上一般都有转变，程度 各有不同；但在军事上关英与刘英二股，虽然他们在进行游击战争，基本上仍继续过去硬打硬拚的作战方法。由于政策上的一些转变与游击战争的活动，到一九三五 年底闽北闽东开始稳定，挺进师在浙西南与皖赣游击队在黄山西麓亦有些发展。但由于作战方法的错误，又遭失败。

    一九三六年由于中央红 军东征，“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全国抗日浪潮的高涨，西南事变的发生，绥远的抗战，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双十二”事变，及党在全国人民中威信的提高，在此 时期各部分均有新的发展。闽北闽东根据地均有些恢复；游击战争趋于活跃；挺进师与皖赣游击队亦有些发展。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 各部获此消息，对时局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在谈判过程中乘机消灭我们。一九三七年一月，刘建绪为四省“剿匪”总指挥，以十余正规师，配合各省保安队 及反动地方武装，向我各部分区“进剿”，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因此挺进师与浙南根据地皖浙独立团与浙赣根据地又遭严重失败，闽北、闽东在 军事上早有转变，部队损失较少，根据地得以坚持。

    七七抗战爆发，统一战线成功，各部又有新的发展，年底即奉党的命令改编为新四军， 部队集中，开上抗日战线。当时，闽北约一千余人，闽东一千三百余人，浙南五百余人，皖浙赣三百余人，共三千余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原有根 据地在“一切为了前线”的错误解释下没有留下必要的武器，放弃了革命的支点。

    闽浙皖赣党在极其困难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的游击 战争，各部队能在长期失去上级领导，独立坚持与敌斗争，能在实践中检讨自己，掌握方向，执行政策的转变，尤其与群众生死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散布了革命 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各地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在毛主席领导下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为党和全国人民在抗日战场的劲旅。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我 们党的布尔什维克精神是光荣的。同时，我们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遭到了许多挫折。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1、一九三五年敌人以 绝大优势兵力向我进攻，根据地不能坚守，即时执行战略退却，群众采取两面政策，部队转为游击活动，根据地转为游击区，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发展新区，如闽 北闽东的转变；在根据完全失败，干部率领部队转到阵地，分散扩大游击战争，如刘英、匡龙海二部离开闽赣东北，向浙南皖赣发展，这都是很好的经验。但未及时 转变，实行退却固守苏区，如赣东北的失败；与转移后创造了新根据地而又重复过去的错误，硬打硬拚，如一九三六年浙南和皖浙赣新根据地的失败，这都是严重的 教训。
    2、在具体政策上，纠正乱打土豪，停止错误肃反，教育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与保甲长进行统一的战线，这是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条件。但转变还不够明确彻底，且有的地区过早暴动，重复过去的错误政策，这是创造新区又遭失败的重要原因。
    3、 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党内团结，行动一致，游击队与地方党密切结合，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因素。但宗派主义，闹不团结，甚至分裂组织是非常有害的。如 闽浙边省委的分裂，互相缴械，互相杀害，以至在敌人进攻面前，不能互相配合与策应，使党与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4、在被迫失去上级联系，应 坚持斗争，开展工作，在接上党的关系时应及时服从党的领导，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品质。三年游击战争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上级的领导，不了解形势变化与党 的路线，这是非常痛苦的。但有个别同志固守山头，独立自革，这是非常错误的，把部队全部集中开上前线，放弃原有阵地，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结语

    闽 浙皖赣的党，自建立以来，领导群众，进行革命，英勇斗争，迄今已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党内充满着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方志敏同志为代表的路线，这条路 线在一切革命基本问题上是与全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始终相符合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另一条路线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全党发展历史 上各个时期机会主义路线相联系的，在大革命后期为陈独秀路线，在苏维埃前期为立三路线，在苏维埃后期为新立三路线，在抗战初期又转为新陈独秀路线，这是一 条错误路线，闽浙皖赣的党始终站在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上，与这些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顽强斗争。

    闽浙皖赣党，在大革命后期与陈 独秀路线斗争，和在苏维埃前期与立三路线斗争的史实，党早已检查，做过结论；他们危害党与革命的罪恶是非常严重的，历史也做了判决。但对新立三路线，在闽 浙皖赣尚未做过严肃的检查，党亦未做过结论。新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某些成见迄今尚在流行，例如：“红十军原来是不能打的”，“新红十军是怕死的”。这是完 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如果红十军打不得仗，新十军又怕死，那么红十军与赣东北苏区，是那里来的呢？敌人为什么早不把它消灭呢？闽浙皖赣的党史，非常有力的说 明：在以方志敏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下，创造了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红军日益强大能打，革命日益向前发展。而在曾洪易为代表的新立三路线 之下，断送了苏维埃和红军，造成革命严重挫败。并且这一错误路线，余毒很深，在三年游击战争尚未完全消除，因而不断的招致严重损失。抗战初期还在“一切为 了前线”的口号下，强令要游击队集中，完全放弃了原有的阵地。因此，对于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有着重清算的必要。

    新立三路线在闽 浙皖赣是怎样危害党与革命呢？新立三路线根本不了解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我的国家。因此不了解中国革命现阶段是民族民主 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了解中国革命根据地与武装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的特点；亦不了解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在中国的正确内容。于是他提出了一条与党的 正确路线完全对立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闽浙皖赣是以曾洪易为代表的。具体表现是：

    1、打倒一切的“明确阶级路线”。 在“明确阶级路线”的口号下实行“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由于所产生的清查阶级收回地主已分得土地及富农分得的好地，驱逐逃亡地主、富农家属出 境，禁止敌占区群众的“白皮红心”，断绝苏区与白区群众来往，等等过“左”政策与行动，实际上是消灭阶级，打倒一切。这样孤立了自己，结果是被一切打倒。
    2、“不失寸土”的“持久围困堡垒战”。在曾洪易的持久围困堡垒战略方针下，实行与强大敌人盲目决战。由此产生的攻堡垒、守阵地、拚消耗、分兵扎口全面出击，取消游击战争等等错误的军事行动，美其名曰“战胜敌人，不失寸土”，结果是到处挨打，一切失掉。
    3、 宗派主义的“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仅”，在“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借口下，实行篡党篡团吞编军队，给坚持党正确路线的干部戴上“封建主义”、 “保守主义”、“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异已分子”等等帽子，打杀撤职，以“肃反胜利来争取红军胜利”给以反革命罪名，大量杀害、割断党与群众的密 切联系，自毁长城，自丧元气。名之谓“保证执行国际的彻底转变”，结果是保证了一条反国际路线的新立三路线。

    以上就是新立三路线在闽浙皖赣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出来的具体体系，也就是它危害党和革命的主要内容。

    由 此可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革命成功与失败的斗争，是千百万群众祸与福的斗争，是党生死存亡的斗争。过去党与错误路线斗争，特别是新立三路线的斗争， 许多问题，不能够明确提到路线的高度，这是我们的弱点，应作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这里党史教训我们，实际经验是非常需要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教条，是害死 人的。但只有实际经验，不能上升到理论，是盲目的。只有理论与实际结合，才能有力的与一切错误作斗争，并克服一切错误。因此我们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虽 然闽浙皖赣党由于新立三路线的错误遭受到深重创伤，迄今未恢复元气，但我们相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下，创伤是可以治好的，胜利是可以 取得的。闽浙皖赣的同志应该有这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