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方志敏
 
缪敏

       学生年代的方志敏

 
方志敏烈士诗歌选登

哭声
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
剩的些微，哪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输运，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
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
我们了!……”
“唔，唔，唔，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作工去吗?
金儿福儿读书，不是……很……快乐吗?”
“痛呀!枪弹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
似乎他们联合起来，同声向我哭诉。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地道：
“是的，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一九二二年五月六日于九江同文书院
 
   
 
呕血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血呀!
我为谁呕呢?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呵!是的，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
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呕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呕血呢?
一九二二年六月廿一日晨于九江
 
 
 

 方志敏建立九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方丽娜

 
1921年9月至1922年6月，方志敏在九江求学。其间，他初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九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读《先驱》加入S.Y.”。后从九江赴上海，经俞秀松、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上半年，方志敏在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求学，6月上旬，因领导“甲工”学潮，被校方开除学籍。同年9月下旬，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这是一所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前身为九江同文书院。
 
方志敏报考这所教会学校，是想“学点英文，又以该校用费不大” 。但入学不久，就有了“等于坐牢”的感觉。几次想离校，又复忍住，他想出了对付做礼拜的办法，“就是每次去做礼拜，总私自带下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不管牧师说教也好，祷告也好，一概不理，我静心看我的书，这才算将难耐的礼拜挨过去”。
方志敏在九江江边，看见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内行驶和停泊，心中不禁发问：“中国的内河，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吗？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如果没有的话，外国人不是明明白白欺负中国吗？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们的欺负不成？！”“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起，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
寒假过后，方志敏继续在南伟烈学校学习。对学校规定必读的《圣经》“极度厌恶”，但对学习英语的热情丝毫未减。该校开设的学科，只有国文、数学用中文课本，其他如地理、生物、自然科学等均用英文原版的课本。加上课外刻苦自学，他英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能借助词典，阅读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1922年3月，方志敏与几位常阅读进步书刊的同学组成“读书会”，不久，又组织同学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小组。经有关党史学者考证，这是九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通过反复的研读和与同道的互相讨论，到1922年，在南伟烈学校读书期间，方志敏初步确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8月2日，方志敏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填写《团员调查表》时，在有关信仰一栏中，填写“马克司主义”，并明确写道：“对于现在的社会，是深恶而痛恨的，除了革命，再无他想。”
 
方志敏夫人缪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九江与方志敏的老同学们座谈，后在著述中写道：“当时，学校除了基督教徒组织外，没有学生会组织机构。学生只晓得读英文，对政治很漠视，甚至整个月都不看报纸，与杂志更好像绝了缘。后来，在志敏同志宣传影响下，学生的团结加强，掀起了看报看杂志的浪潮。他总是那样热情诚恳地帮助同学们，与同学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方志敏做事勇敢处处带头，因此同学称他为‘前进先生’。过了三个多月，志敏团结了一些同学，成立了读书会的组织。起初，他们利用打野餐方式买点心水果等，邀集许多同学在野外进行座谈，看新刊物。后来，他利用这个机会，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在他的宣传鼓动下，学生们团结起来了，很多原来为读书而读书的同学，也都看起革命书报来了。于是，志敏同志领导的读书会，吸收了许多同学参加。起初，还只是以一般书报杂志为主要读物，逐渐地发展到看进步刊物，最后组织了进步团体，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参加的有龚钦榆、常伟鸿、商子俊、黄昌年等六七个同学”。
方志敏由于常常讲社会主义，同学们给他取了个“社会主义”的绰号。有同学对他说：“密斯特方，你要明白，找到一个翻译员或洋行公司的用员到手，就是几十块花边一月的薪水啦。如搅得更好的话，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之下，留学美国呢！密斯特方，我不客气地说一句，像你这样不敬洋人，又不信教，那只好去讲你的社会主义了。”方志敏没有接受劝说，他参加了非基督大同盟组织，在校园乃至社会上到处发表演讲，宣传社会主义。
1922年6月，方志敏接到父亲无法再筹措学费的来信，同时，“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赞同“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决定退学，结束一年的教会学校生活，到上海寻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方志敏在南伟烈学校结交不少外国朋友，有学生，有老师，甚至有校方的负责人。到上海后还接到南伟烈一位同学的来信，说校内一个“有力的洋人”可以帮助解决学膳费问题，希望他回校去，但要信仰基督教。方志敏复信说：“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1922年8月29日，方志敏得到团中央同意，带着创办南昌文化书社的任务，离开上海，经九江返南昌，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方志敏与江西省二大
 柳秋荣

 
1928年12月的一天，一行二十余人在鄱阳湖弃舟上岸，步行经景湖公路到达都昌县的油墩街，再经都昌的春桥头，抵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王燧村临皂湖，也属鄱阳湖区，在这里即将召开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值白色恐怖时期，所以他们的行动十分神秘，其中一个人的装束很特别。
 
 “他剃着光头，蓄着八字胡子，好像一个老头儿样。戴着棉制品的鸭舌帽，罩着整个面孔仅仅露出一双眼睛。他身穿件黑棉袄遮到了膝盖，下身穿条黑棉裤，那裤脚口约莫一尺大。脚上穿着一双土布袜，套上一双黑土布鞋。一路上，他肩膀上挑的一头是被服，一头是箱子。箱子里摆了换洗衣裳和零星用具，外带几本账簿。他扮成老古板的色气，小商人的派头。多少可以减低敌人的注意力。”这是当时参会者钱成九对时任弋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回忆。

中共江西省委原定于11月15日在九江、德安、瑞昌三县交界的岷山根据地召开江西省二大，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岷山，于是会议延期至12月上旬举行，地点改在鄱阳湖。12月5日，当代表们分乘3艘小船到鄱阳湖上准备开会时，发现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民团在湖中严密巡查，大家决定马上更换会议地点。方志敏建议到弋横根据地的磨盘山开会，但代表们考虑到交通不便，最后紧急向湖口王燧村转移。代表们匿行三天，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进入王燧村，会场设在该村党员王文凤家中。
 
几经周折，江西省二大于12月9日在王燧村召开，这次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江西省委在白区举行的唯一一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共二十人，代表全省五千名党员。由于形势紧张，会期由原定的五天缩短为四天。会议总结全省第一次党代会后一年来的工作，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确定江西党组织在苏区和白区的斗争任务，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六大代表张世熙任省委书记，方志敏等十三人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
 
会议期间，方志敏代表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向江西省委提议成立中共信江特委，直接隶属江西省委。省委采纳了方志敏的建议，并指定方志敏负责筹建中共信江特委。
 
方志敏在江西省二大上提出成立中共信江特委，以统一领导信江流域苏区各县党组织的正确主张，使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成为方志敏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节点。1929年2月，中共信江特委成立，方志敏任中共信江特常委，代理信江特委书记。同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当选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至此，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由初创的弋（阳）横（峰）时期进入到发展的信江时期。后来他在文章中写道：“自信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苏维埃政府的影响更加扩大，远近群众都认识苏维埃政府，同时在政策执行上得了相当的效力” 。
 
1930年7月，信江苏维埃区域发展到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乐平、铅山、鄱阳等10县，苏区面积纵横500余里，人口约百万，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方志敏两次上庐山
方丽娜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方志敏曾两次到庐山。
1926年4月初，方志敏时任中共江西地委农工部主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在送走黄镇中等农运骨干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与赵醒侬匆匆从南昌赶到九江，接待前来巡察南浔铁路工作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党团书记罗章龙和于溟涛，听取罗章龙介绍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情况。
之后，四人自好汉坡登牯岭，同游庐山。
同年5月下旬，方志敏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离开广州到上海。本转道回江西，由于在广州过于劳累，刚到上海肺病又犯了，吐血不止，几至于死。在中国济难会的帮助下，方志敏在上海的医院治了两个多月，病情有所好转，慢慢地能落地步行。7月中下旬，他从上海转到江西庐山牯岭的普仁医院继续治疗，医药费仍由中国济难会资助。
庐山普仁医院是一家教会开设的医院，专治肺病，该院英文名称也是结核病疗养院。当年普仁医院位于牯岭中心位置，即现在的电厂路21号，规模较大，有多栋房屋，现胡金芳饭店东侧，沿电厂路、窑洼路一带都是当时普仁医院的院址，合面街21号是该医院女部。庐山气压比海平面零度低很多，对肺病有显著疗效。方志敏在庐山共住院一百多天，经过治疗和疗养，病情逐渐好转，此后肺病就很少发了。
当时，国民革命军已经从广东出师北伐。中共江西地委、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联络社会各界，秘密发动工农群众，迎接北伐军。                     
在普仁医院住院期间，方志敏密切关注着北伐战事。9月上旬，从病友处得到一张武汉的报纸，得知国民党革命军占领汉阳、汉口的消息，他非常兴奋，“我把那张报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
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后，方志敏不顾身体还未痊愈，立即下庐山到九江，与曾延生一起主持党务。他同学徐先兆回忆：“九江克复后，志敏下山到九江主持工作。听说我要回江西，他便留下条子，要我代他主编九江《国民新闻》，他自己就回南昌去了。”
1926年11月上旬，方志敏回到南昌，任中共江西农委书记，同时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兼农民部长，全身心投入江西的大革命运动。此后短短七个月里，方志敏领导下的江西省农民运动，发展到全省七十余县，绝大多数的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增加到六十余万人，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